俄足球流氓养成记：抄酒瓶子非好汉，有种赤手空拳干

在俄罗斯足球流氓眼里，英格兰的同行似乎是一群“娘炮”，虽然他们看起来“根正苗红”，但操练起来还真不是“后起之秀”的对手。俄流氓的评价标准很简单：打架抄酒瓶子的都不是好汉，有种咱们赤手空拳干。

就这样，150名一言不合就出拳的俄流氓击退了成千英格兰醉汉，霸占新闻头条，成为匹敌“中国大妈”的又一国际“网红”群体。

事后，俄总统普京还实力补刀：200人能打跑几千英格兰人？不懂。

那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假装不懂”的普京，你们家的流氓是咋上天的。

很明显，俄流氓是故意找茬，英流氓多为醉酒闹事，这是一场“狠人”与“暂时壮了胆的怂人”的对决，即便英国人在总体身体素质上并不吃亏，而且还拥有酒瓶、石块等常规武器加成，可毕竟他们多数处于酒精麻醉状态，在野心勃勃的俄流氓眼中依然战五渣。

据说这支训练有素的“神秘之师”来自俄罗斯足球流氓中最著名的群体——“斯巴达角斗士”，俄超球队莫斯科斯巴达的“变态拥趸”，成立于1996年。

“角斗士”的成立颇有一种历史的宿命感。

先从球队成立背景说起。莫斯科斯巴达在20世纪30年代成立，被誉为“人民的球队”，因为当时很多苏联俱乐部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中央陆军队有军队背景、莫斯科迪纳摩有克格勃背景，相比之下，几乎靠当时苏联明星运动员斯特罗斯金一己之力创办的莫斯科斯巴达“草根范”尽显。很快骁勇善战的斯巴达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被球迷视为对抗强权的象征。

(图)莫斯科斯巴达主要创始人斯特罗斯金。

虽然在政治的沉浮中，苏联足球的水平起伏不定，但斯巴达队凭借一脉相承的反抗精神一直保持着强队本色，在苏联解体后，他们依然是俄罗斯顶级足球联赛的霸主，从1992年到2001年，9度问鼎冠军，但在称霸的过程中，球队的本质悄然改变。

1996年，球队的精神奠基人斯特罗斯金逝世，球迷们开始经历一段六神无主的精神空窗期。与此同时，斯巴达一反常态，公开支持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连任，原来充满反抗精神的球队开始依附权力，死忠球迷认为这是“斯巴达精神”的落幕。此外，在地下世界，黑社会势力也慢慢遇这支球队暧昧不清，成为球队繁荣背后的乱象。

“角斗士”就以其强烈的煽动性在斯巴达球迷迷茫之际趁虚而入，它侵入激进热血青年球迷的大脑，并迅速成为最大、最恐怖的足球流氓势力。

但“角斗士”并非凭空诞生，自90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足球联赛职业化以后，原来一致对外的“苏联球迷”很快根据自己的地区和主队划分为各种群体，其中就形成很多兴风作浪的足球流氓团伙，比如斯巴达之前的足球流氓就主要集中在一个叫“弗林特帮”(flint crew)的团伙，不过这时的团伙还是很“英格兰化”的，换句话说就是仍属于酒后闹事的松散组织，“角斗士”的最初主力成员便来自弗林特帮。

据“角斗士”早期核心领导人瓦西里介绍，这只队伍在脱离了英式流氓闲散的组织之后，融入了意大利黑帮的元素，又借鉴了同样勇猛凶悍且有组织有纪律的波兰足球流氓风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将群殴看做一种“运动”，赛前甚至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通告，类似于召集令，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大规模群殴。

(图)带头大哥瓦西里。

瓦西里经历过最刺激的群殴是在1998年的瑟克利尼奇公园，他们的对手是莫斯科中央陆军的同行，对决双方各有1000人以上投入“战斗”，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国内规模最大的足球流氓群殴案。

这种狂热的暴力组织当然也会成为俄罗斯黑帮以及政坛的工具，比如俄罗斯新民族主义党派——自由民主党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就开始插手足球流氓组织，直接支持球迷并影响他们的行动。

上文提及的斯巴达队死对头莫斯科迪纳摩足球流氓组织就得到了很多自由民主党给予的实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人到外地看球的路费都是由政党提供的。各党派对这些组织的注资不断增加，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公开声称：在群殴中损坏的一切公物，他们会照价赔偿。这从另一个层面解释了为什么俄流氓把群殴看做一种“运动”。也说明本届欧洲杯上的俄流氓在出行前“特地进行半年集训”、“配备营养师”等所言非虚。

如果说莫斯科几支球队足球流氓的内战只是一种“运动”的话，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北高加索地区俱乐部之间的冲突可就真的算是带有民族仇恨的战斗了，后者也是流氓风气在全国范围流行开来且战斗力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在血腥拖沓的车臣战争大背景下，俄罗斯人民负面情绪高涨，极右翼势力抬头。这时俄罗斯主流媒体忽视民族、人种、宗教等复杂性，将达吉斯坦，印古什，奥塞梯和其他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公民与车臣混为一谈的做法更激化了民族矛盾，除了战争，足球便成了极右翼势力撒野、民族情绪爆发、荷尔蒙释放的重地。

当时俄罗斯超级联赛中最多有4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球队，分别是马哈奇卡拉安郅、纳尔奇克斯巴达、弗拉季高加索阿拉尼亚、格罗兹尼捷列克。他们迅速被俄罗斯球迷孤立为“高加索特区”，一小撮极右翼分子制造了例如：他们接受了俄政府的大力扶持，抢夺了其他俱乐部的资源；裁判统一吹偏哨等极具煽动性的流言，进一步激化矛盾，使得双方的客场之旅都如地狱般艰难。

一位莫斯科斯巴达球迷曾这样描述比赛中双方球迷剑拔弩张的态势：“人群（主队球迷）一直都好好的。直到我们（斯巴达球迷）开始唱：‘只有俄罗斯！’和 ‘俄罗斯进军！’两首球迷歌曲。艹，那一瞬间他们全都失控了！每个人都站了起来，手指对准我们，威胁着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刀捅几个血窟窿出来！”

很多普通的球迷就在这样的民族情绪煽动下加入了足球流氓的组织，开始了随队“征战沙场”的生涯，俄罗斯足球流氓组织由此大规模兴起，并迅速发展。

曾任莫斯科中心医院健康保健教授的富尔曼在采访中的评价很好地解释那个时期俄罗斯足坛的乱象：新一代俄罗斯青年试图通过暴力告诉这个社会，不要将他们遗忘在角落里，当他们汇集在自己喜欢的球队旗帜下面的时候，心理上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时他们才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一员。足球不过是他们实现“价值”的载体，支持某一个球队只是个借口。

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青年的归属感与自我价值并不是在真正的战场上实现的，足球或者足球引发的斗殴起到了整个世界“安全阀”的作用，社会群体之间或内部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冲突有助于排泄社会关系中积累起来的紧张情绪和敌意，被小部分极右翼势力煽动起来的青年足球流氓们或许会在某一次群殴中充分释放不满情绪，而不至于成为一个真正鼓吹战争的人。

足球流氓的种种恶行早已深入人心，无需赘述。但笔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说）它有那么一点点好处，就在于对竞技体育文明演化的推动。

如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艾利亚斯的体育观：情感控制与释放之间的博弈是现代竞技体育规则变迁的动力之一，在比赛过程中，需要一种张力平衡来调节运动员和观众的情绪，当张力过弱，比赛平淡乏味；张力过强，则极易产生暴力行为。 足球流氓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对比赛规则以及球场内外安保措施的完善都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比如希尔斯堡惨案之后，英国球场看台才普遍启用了座椅，加强了球迷分区。

当然这并不包括俄罗斯足球流氓的主动找茬行为……说到最后突然想到一个戏谑的点：印象中模糊地记得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尾声，某场比赛看台上出现了中国观众举着“2008，北京欢迎你”条幅的镜头；这次俄流氓在法国欧洲杯的所作所为，可以视为他们在以特殊的方式昭告世界：2018，欢迎各国足球流氓来俄切磋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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